印度学者：中国脱贫成就为世界树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样

利率的市场化是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制度完善过程水到渠成的结果，因而我认为现在的利率攻坚的重点不是临门一脚放开存款利率上限，而是我们要加快改革，让我们的银行和国有企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纪律约束的市场主体，让所有的企业能够平等地竞争，我们应该在这个政策目标利率无风险收益率曲线这些方面，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够使得我们的利率市场化真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反之，如果通胀率低于目标通胀率，或者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就应该调节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如此一来，做到财政部的资产和负债等额增加，央行的资产和负债等额减少。

在笔者看来，对于市场疑问，央行应该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回答相关问题。二是货币政策工具未来需要更多地采用价格型工具，保持过严的数量控制，不利于价格发挥作用。然而，伴随着危机之后货币政策越来越复杂，就业目标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按照耶伦表态，美联储采取了一种柔性通胀目标制（FlexibleInflationTargeting），以寻求在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双重目标中的平衡。例如，已有媒体报道，早前对小微企业定向支持的资金也有流向房地产企业的迹象。一、美联储新货币政策框架给予中国的启示 其实，对于中国货币政策新框架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于金融危机以后，各国央行抗危机举措的总结。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货币政策新框架的理解与运用还需谨慎处之，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全球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共识之处着手，发展各类金融市场，打造基准利率体系，尽早形成反映流动性偏好与风险溢价的收益率曲线是比寻找新框架更为紧迫的任务。1、中国基础的货币政策框架尚待完善 需要努力的方面仍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缺少基准利率体系。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将直接影响着货币政策的实际实施效果。

一些言论忽略了两种影子银行含义的区别，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两者的定义和规模交叉地划上了等号，由此造成了社会公众不必要的担心和恐慌。在金融危机前，影子银行体系中产品和工具发展迅速，以融资类产品为例，其规模和银行存款规模基本相当。影子银行体系汇总资金来源方的主要工具是资产支持票据(ABCP)、再回购协议（Repo）。这也是影子银行的重要特征之一。

据调查数据显示，这类具有融资中介功能的投资咨询公司在上海约有2000家左右，在市场上主要为小微企业和个人融通资金。2013年至2014年，在中国出现的货币相对宽松下的社会融资成本高企现象，影子银行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信用中介，影子银行机构把对货币市场投资者的信用转换成对资产市场上长期筹资人的信用。截至2014年8月末，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已发行了28单，总额为1328亿元。美国储蓄监理署（OTS）对众多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如AIG实施监管，但没有能力对这些机构实施有效的并表监管。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3.影子银行的诞生与成长 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史中，影子银行的规模日益扩大，功能不断增强，深刻改变了美国等相关国家金融体系的制度结构、市场结构、工具结构和业务结构，在推动西方和全球金融市场高度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隐患。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没有法定权力对投资银行全部活动设定统一的资本要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得出的教训是，影子银行无节制发展会带来金融业过度扩张、杠杆率畸高和信用泛滥。这些产品通过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资金吸纳到银行信贷发放的一级市场上，扩大信贷规模。

而影子银行体系的活跃势必会加快货币流动速度，对央行的基础货币调节及其货币供应调节也有着潜在影响。长期以来，以银行为核心的间接融资模式是企业融资的首选。

其次，确立了影子银行体系及其风险的识别机制。部分影子银行业务出于监管套利的考虑，带来系统性风险积累和对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威胁，这应该通过进一步完善监管安排加以应对。

但在经济下行期则容易强化资产价格下跌循环，迅速放大风险。尤其对当前影子银行存在违规行为较为严重、风险隐患较大的业务，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化解风险。由于难以像对传统银行体系那样对影子银行体系实施全面的监管，监管当局将监管侧重点放在影子银行体系带来的风险和负外部性上。迄今为止，各地政府在金融监管方面究竟负什么责任，负到什么程度，都还不够清晰。从金融工具来看，主要是包括各类证券化产品、信用衍生品和机构化产品等金融创新工具，这些产品作为信用中介链的一部分为信用中介发挥作用提供了便利。典型意义上通过连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充当信用中介的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相对缓慢。

例如在仍存在一定利率管制的条件下，滋生了绕开银行寻求高回报的非正规融资方式。过于依赖抵押品和外部评级就是其具体体现，而资金最终使用者的还款能力往往无人问津。

在监测某项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风险作用的同时，将其与传统银行体系和其他影子银行类似业务进行比较，监测其中存在的套利空间。尽管近年来企业发债发展相对较快，但直接融资比重依然过低，难以有效满足多层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两者既是一对矛盾，但也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从内涵来看，其广义概念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和替代银行传统金融中介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随后，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转向紧缩政策，在2004年6月至2006年8月期间，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由1%升至5.25%，从而大幅提高了抵押贷款成本，最终刺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监管措施与强度应与影子银行体系带来的风险相匹配。影子银行体系通过各种形式将贷款包装、销售或转移，使得融资行为明显脱媒，从而削弱了货币信贷规模控制等数量型调控工具的效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影子银行体系不会因此消亡，短期内也不会再次出现危机前的急剧膨胀。

这意味着影子银行体系对金融监管的挑战仍将是长期的。有必要关注银行代销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风险。

之后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其规模日益扩大，功能不断增强。三是监测和减少货币市场基金以外的其他影子银行机构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在我国，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首先，明确了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六项原则。

银行自身发行的理财产品（保本和非保本）由于有较为严格的披露、申报和监管程序，风险总体可控。影子银行遂逐步摆脱了发展的法律束缚，最后导致美国整个金融系统稳定性遭受重大冲击。各地做法还有不小差异，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不少问题。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资金来源和运用都依赖于高度发达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OTC）。

这两类机构虽然也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督，但后者并未对其全部活动设定统一的资本要求。从融资发展和结构改善的角度看，当局应允许广义影子银行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

这些机构充当直接的信用中介，在资金需求和供求方中调剂资金余缺。一方面，其步骤和方法仍有很多尚待理清的问题。

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贷款服务中介机构、典当行等非银行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履行着信用中介的职能，在追求高收益的资金供给方和资金短缺的需求方中进行资金调剂，与此同时却没有受到审慎监管的约束。另一方面，与各国具体的千差万别的金融结构和环境是否都相适应也需要足够时间的实践检验。